生态涵养区是首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涵养区发展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之一的密云区为研究对象，分析2006—2018年农民收入的变化，并从农林水务支出、地区生产总值、耕地面积等角度选取指标，构建影响因素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各指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人均收入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与选取指标均存在相关关系，与农林水务支出、地区生产总值等5项呈正相关关系，与农业机械总动力等指标呈现负相关关系。研究提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大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适应性增收策略，以促进生态涵养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在党建引领的视域下，文章分析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党建引领、与农民群体存在的问题，从党建+思想、党建+制度、党建+人才、党建+产业4个角度，深入剖析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保障、关键和动力因素，理清和构建党组织与农民群体的内在联系，不断提高基层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

研究旨在总结经济林产业扶贫的主要成效,发现问题,提出发挥经济林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重要作用的政策建议。通过数据收集分析和对山西、四川和云南3省6县的实地调研发现,经济林产业扶贫成效显著,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促进了农民就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然而,脱贫地区的经济林产业还存在规划落实不到位、栽培品种混杂、管理措施粗放、加工存储产业滞后和科技支撑力度不够等突出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从加强对经济林产业的宏观指导、强化科技支撑和技术推广、积极拓展林业产业政策、提升产业发展的组织化品牌化水平和积极培育流通体系等方面提出建议,为更好发展林业特色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参考。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本文通过系统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农民收入的变动历程及其来源构成,分析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广东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判断未来广东农民收入的增长点及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农民收入增速经历了“快速增长—明显下滑—恢复—低迷—持续较快增长”5个阶段;农民收入来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资性收入贡献占主体地位、经营性收入贡献呈递减趋势、转移性收入成为新亮点、财产性收入贡献度较低;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呈“剪刀差”持续扩大趋势。当前,广东农民收入增长中存在财产性收入偏少、分配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和矛盾。新时期,需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着力构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包括提升农民人力资本,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农村各项产权制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等。

为系统构建返贫风险研究脉络,通过文献研究方法与比较分析方法对国内外主流期刊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返贫风险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对象多集中于贫困户,难以跟踪农户脱贫后生产生活变化趋势;研究视角多从“事后治理贫困”入手,难以对贫困先期防范预警;研究方法多为单一的指标体系法或者特征指数法,难以实现优势互补。据此构建了返贫风险未来研究脉络并归纳了未来研究趋势（3个转向）：亟需从“贫困人口”转向“脱贫人口”,并厘清脱贫人口返贫机理;亟需从“事后治理贫困”转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防控返贫,建立全过程联防机制,增加多重保障;亟需从“单一的指标体系法或特征指数法”转向“指标体系与特征指数相结合的综合方法”。

截至2020年底,全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当前乡村经济,尤其是山区乡村经济的发展,还存在农民发展观念落后、生产方式单一、缺乏发展思路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山区乡村经济的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政府和社会聚焦现状,找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共同携手建设和发展好乡村经济。本研究以河北省F县为例,结合河北其他脱贫山区的农村情况,分析现阶段乡村经济,尤其是山区的乡村经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乡村振兴发展建言献策。

笔者通过深入分析美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以及农业收入保险的运行经验,总结出美国农业保险发展对于上海农业保险乃至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借鉴作用,并提出了促进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建议,主要包括加大农业保险法治法规的建设;重视农业保险需求的区域差异,满足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的参保意识,提高其投保的积极性;加强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等。

为了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解决“三农”的核心问题,运用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探究了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与农民非农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与农民非农收入互为格兰杰因果,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非农收入的增加有着较为稳定的促进作用,但短期来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非农收入的增加会较为强烈地抑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两者尚未形成良性的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鉴于此,研究提出依靠科技进步带动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发展,通过完善农业合作组织提升农业机械服务保障水平,加强农机技能培训发挥农业机械利用效率,拓宽农民的非农就业渠道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等方面的建议,以期促进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和非农收入之间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为了解决好区域性地方精准扶贫,结合商洛市商州区的精准扶贫现状,运用了图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贫困地区土地利用、精准扶贫完成情况、人口素质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精准扶贫还存在扶贫基础薄弱,脱贫攻坚难度大,人口素质低,观念落后等问题,由此提出应加大政府政策引导,积极推进产业规模化发展,促进扶贫产业多样化与融合发展,强化贫困户技能培训与教育工作,做好贫困动态管理,从源头杜绝返贫多方位融资,加强项目管理等做法,继续促进贫困户脱贫致富,推动深度贫困山区的全面发展,真正使其迈向小康社会。

山西省境内的吕梁、太行两大集中连片特困区是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本研究以该片区所辖4市21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研究对象,从山西省统计局统计年鉴及国务院扶贫办获取研究区内2008—2018年共11年农业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旨在探讨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大片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地域差异性,随着时间推移,农业经济发展有所好转,但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落后的农业机械削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农业总产值降低,在农业种植中施用过多化肥造成土壤贫瘠、土壤质量下降,引起农作物产量减少,进一步导致贫困加重。因此,在集中连片特困区进行精准脱贫时,要“依地施策、依时施策”,改变该区传统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走绿色、包容、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

电商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创新型扶贫手段。黑龙江省作为中国最北的农业大省,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农村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又具有生态环境良好、绿色农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十分适合运用电商手段助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以黑龙江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全面梳理和系统性分析黑龙江省农村电商扶贫现状,发现电商扶贫中存在农民从业人员“等靠要”思想严重、电商产业缺乏领军人物、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和基础设施相对不足等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提高贫困户电商脱贫意识、培养农村电商领军人才、建立本土农产品电商知名品牌和完善基础设施等对策建议,为黑龙江省进一步发展农村电商扶贫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推进贫困地区女性就业脱贫对增强女性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家庭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参与式农村评价法、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新疆喀什地区2020年脱贫县典型乡镇进行实地抽样调查,从个人禀赋、家庭特征与社会保障层面对少数民族女性脆弱性贫困进行分类识别,建立少数民族女性弹性就业可持续生计资产评价体系,测算其家庭生计资产,对比分析女性弹性就业生计资产稳定性差异,探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女性弹性就业脱贫效益与生计可持续诉求。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村女性弹性就业意愿较为强烈,个人资源禀赋、家庭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因素均可产生脆弱性贫困风险。（2）研究区4县农村女性弹性就业生计资产指数水平总体偏低且差异较大。（3）依据资产指数与脆弱性特征,将莎车县、叶城县界定为个人禀赋、家庭环境脆弱型区域,英吉沙县、伽师县界定为家庭环境、社会保障脆弱型区域,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实现优化女性生计资产配置,维护就业脱贫可持续发展。

明确粮食单产变化的贡献因素,为保障贫困山区粮食安全提供应对策略。以云南为例,根据1989—2018年的粮食生产数据,利用RLI模型,构建粮食单产变化的因素分解模型,从作物和区域2个角度对云南粮食单产变化的贡献因素进行分解测算。结果显示,云南粮食单产呈明显上升趋势,且单产变化的稳定性有所增强。云南粮食增产的首要贡献因素是粮食作物单产水平的提升,平均贡献率达82.21%,但结构效应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从作物角度看,玉米和薯类的综合效应最大,贡献率达134.89%。从区域角度看,保山市、昭通市、西双版纳州、文山州、临沧市和德宏州发挥主导作用。贫困山区省份的各级政府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时,要妥善处理产业扶贫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关系,优化贫困山区粮食生产优势区域的产业结构,加大贫困山区粮食新品种和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快完善贫困山区粮食技术推广体系,增强贫困山区粮食储备与应急机制。

本文基于8省16县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户面板数据，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并评估各种搬迁方式的异质性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可以增加搬迁人口的总收入。城镇安置的搬迁户工资性收入有显著增加，村内安置的搬迁户的农业收入有显著增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村内安置的搬迁户的收入增加主要得益于农业技术培训的发展，而城镇安置的搬迁户的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医疗等公共服务保障的改善。因此，对于村内安置的搬迁户，应加强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农业技术培训。对于城镇安置的搬迁户，应通过提高安置区的非农就业服务和公共保障服务使其长期稳定发展。

精准扶贫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工程的重头戏，也是其他扶贫措施取得实效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采用综合评价方法测度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而利用PSM-DID方法估计产业扶贫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产业扶贫对农户生计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显著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但对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不显著。产业扶贫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非贫困户的影响显著于贫困户。另外，产业扶贫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也存在地区差异，对贵州农户的影响大于四川，但对甘肃农户的影响不显著。针对以上结论，未来需要通过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增强金融资本创新手段、发挥社会资本引导作用等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同时更要加大对贫困户的产业扶持力度。

非农就业参与率的不断提高和贫困人口的大幅下降构成了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两个重要现象。虽然已经有很多文献研究这两个现象，但考察二者之间关联的研究还不多见。更好地理解非农就业在中国农村减贫中的作用不但对中国也对那些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国家至关重要。在这里，我们考察了非农就业对于中国农村减贫的影响。利用两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面板数据（中国全国农村调查和中国农村发展调查），本文发现了非农就业有助于中国农村减贫的证据。具体而言，如果某个农户的非农就业参与率提高10个百分点，那么其成为贫困户的可能性将降低0.88个百分点，而如果某个贫困户的非农就业参与率提高10个百分点，那么其脱贫的可能性将提高3.5个百分点。因此，非农就业不但可以阻止农户成为贫困户也可以帮助那些已经是贫困的农户摆脱贫困。

在经常遭受干旱困扰的很多非洲地区，灌溉系统是稀缺资源。然而，对于如何有效管理和维护非洲的农业灌溉设施一直困扰着非洲的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受益群体。很多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经营的灌溉设施大多不能很好的发挥功能。合作社灌溉计划作为接受政府和外部支持的是一种新型基于灌溉设施的合作社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坦桑尼亚政府的重视。本文在对该合作社的运行管理模式和提供的服务进行全面描述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对该合作模式对坦桑尼亚小农户减贫和社区发展的贡献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灌溉合作计划通过传递农业技术和提供各种服务，在帮助坦桑尼亚的小农户实现农民粮食安全、增加小农收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及促进农村社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资源、制度等限制以及管理层和合作社成员的人员能力建设不足等原因，这一合作模式也面临着很多多挑战。该研究为有效管理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实现非洲减贫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法。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直接催生的新业态，为农产品产销衔接提供了新渠道、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供了新途径。本文以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为基础，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电商对村庄人均收入的影响，以验证电商在扶贫中起到的作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显著促进了村庄人均收入的增长，对相对贫困村而言，电商对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倒“U”型特征。未来，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政策支持可优先考虑相对贫困村庄，通过投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商人力资源培育的方式，进一步释放电商的“数字红利”，增加农户尤其是贫困群体的收入。

如何打破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在中国的扶贫实践中，生态扶贫 (EPA) 被认为是一项将扶贫与环保相结合以达成两者双赢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尽管中国学者有关生态扶贫的大量研究取得了有益成果，但他们并未认识到生态扶贫不是各种政策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涉及多种政策工具、政府机构、社会力量和代理关系的复杂系统。另一方面，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更多关注于生态扶贫的某一项具体内容，如生态补偿等，而对生态扶贫的系统性概念缺乏详细的阐释，对中国生态扶贫的整体实践也缺乏关注。本文基于在中国贵州省进行的实地调研，提出了一个包含多主体的治理系统以阐释生态扶贫这一概念，并通过案例对这一系统内的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联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一系统的基本运行机制。生态扶贫系统的运作能力是实现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两者共赢目标的关键，首先，要加强系统内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其次，要强化各政策子系统中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如不同生态产业的协同发展、生态移民搬迁前、中、后各环节的系统化等；最后，要促进子系统间的互动，使生态建设、生态产业、异地搬迁三者相互促进，最终达成贫困地区扶贫与生态保护的协调。

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是给贫困人口或者面临贫困威胁的人口提供财政支持。基于1978-2018年全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SSE) 与城乡收入差距(URIG)和农村贫困 (RPHR) 相关数据，本文采用协整检验分析方法，对社会保障支出的缓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期内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但影响非常有限，99%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均是变量自身引起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贫困减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村贫困发生率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弹性值为-0.2255。因此，需要更多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以及更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这将成为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工具。

基于全国性大规模的2016年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的IVProbit模型，本文实证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健康脱贫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健康脱贫的效果显著。家庭成员患病进行住院治疗，增加了该家庭陷入贫困的风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中国农村居民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第二，新农合对农村家庭健康脱贫的影响在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新农合对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村家庭的健康脱贫没有影响，但是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组、尤其中低收入组的农村家庭，其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防范能力。第三，新农合对农村家庭健康脱贫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新农合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陷入贫困的风险，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没有影响。为了减少和消除贫困，增强农村居民的收入获取能力，本文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切实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实际补偿比、积极推进新农合的支付方式改革以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加强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综合体系建设、加强边缘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的制度建设，以及加强农村地区的人居健康环境改造。

贫困代际传递是全球减贫的核心问题。本研究使用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19年中国5省25个县100个村2000户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通过估计农村非农工资代际传递，研究了中国农村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并从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阐述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地区非农工资存在显著的代际传递，尤其是在父亲非农工资与子女非农工资、父母平均非农工资与子女非农工资之间。但农村非农工资代际传递的弹性远小于城市，表明农村的社会流动性优于城市。父母非农工资高的孩子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在有可能在接受高等教育、掌握更多技能方面获得更多投资。通过三个案例分析进一步表明，儿童人力资本投资打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了社会流动。

消除贫困是国际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传统的减贫政策主要针对男性，容易拉大男女之间的生产力和收入差距，加剧性别不平等。本文的目的是探讨一个多模块项目对妇女赋权和减贫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赋权妇女在减贫中的作用。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年底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9个贫困县的农户调查，样本为900户。回顾性问题用于重建基线数据和构建面板数据。同时根据研究需要，样本容量也会进一步缩小，以便更好地识别妇女受益者。为了控制选择偏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逆概率加权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对项目效果进行了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项目同时对妇女赋权和减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被赋权的妇女也对减贫产生了积极影响，妇女受益者为提高家庭收入和改善生活水平做出了贡献。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第一目标 (SDGs) 是在2030年前终结一切形式的贫困。尽管全球贫困持续减少，但进展缓慢且地区间极不平衡 。为确保2030年在全球范围内根除贫困，研究脱贫路径至关重要，在此方面，总结国际经验、以农业发展为重点的减贫路径尤其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的发现在于，在土地稀缺国家，小农主导的农业增长往往对减贫影响最大。其次，一旦农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非农就业和城乡迁移必须随之而来。然而，过早退出农业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第三，即使在通过部门和区域发展实现大规模减贫之前，也必须建立社会安全网，以覆盖那些没有从增长和发展中受益的人。在许多国家，生产性社会安全网已被证明具有极高的成本效益。当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时，城市贫困也应被社会保护计划所覆盖。研究指出，非洲农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扩张的推动，生产率低下，其减贫速度在所有地区中最为缓慢。南亚农业由小农农业的生产多样化所主导，对减贫影响很大，但其未来的减贫受到城乡移民且城市和非农产业缺乏正式就业机会的限制。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城市化程度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因而广泛采用社会保护计划。中国减贫的成功巨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主导的改革及农村发展推动的。这些改革使农村居民的收入显著提高，贫困和饥饿人数大幅下降，且以可承受的价格进一步增加了粮食供应。同时， 对营养、保健、教育、清洁用水和良好卫生设施方面的投资也起了关键作用。

旨在维护国家稳定,为预判粮食生产前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理论依据。利用湖南省统计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筛选关联性较强的影响因素,并建立GM(1,N)预测模型预测粮食产量。2008—2017年与湖南省粮食产量关联度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科技因素是影响2008—2017年湖南省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其次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2018—2027年湖南省粮食产量有较小波动,且农业机械总动力和财政农业支出影响较大;农业机械总动力在前后十年对粮食产量都有较重要的影响,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粮食产量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受农业机械总动力影响最大,维持产量水平需高度重视农业机械化水平,稳步提高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将1999—2017年陕西省粮食产量划分为2个阶段,对2个时段的粮食产量10个影响因素进行动态分析,利用SAS统计软件实现灰色关联分析的数据处理,为提升陕西省粮食产能、增强粮食安全保障的主要途径提供数据支撑。结果表明,影响陕西省粮食产量的第一重要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村就业人数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逐渐增强;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势在必行,有较大提升空间。宏观层面上,自然因素仍是影响粮食产量的第一因素,科技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上升,最后是政策因素。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药化肥精准施用减量增效,推广粮食绿色生产方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稻田养鱼具有投资小、见效快、风险低、效益高等特征,是一种重要的绿色产业扶贫方式。分析了湖南省稻田养鱼的现状,以郴州市、益阳市南县和怀化市辰溪县稻渔综合种养为例,总结出适合湖南省不同地区发展的稻田养鱼产业扶贫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与市场并重型”。为进一步发挥湖南省稻田养鱼效益优势,更好地促进产业扶贫,从产业规划、绩效考核机制、产业化运作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培训支撑体系、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稻田养鱼产业扶贫相关建议。

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扶贫工作中潜匿和顽固因素是当今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深度贫困问题的消除需要更为精准与创新型动力的推进,故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下以体育学理论框架为基础,从体育扶贫的视域探究新时代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路径。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剖析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结构、文化和混合机制,进而发掘贫困代际传递在主体禀赋、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维隐性困境。研究表明,应从贫困主体出发,“志、智、体”三扶并重;从意识形态角度,弘扬民族传统体育,坚守文化自信;从经济基础方面,振兴乡村体育产业,增收拓岗。通过体育本身具备的特殊性和不可代替性拓新扶贫路径,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一定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