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省。本文依据1978~201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统计数据，应用波动理论和灰色关联度理论分析安徽省粮食产量波动规律，考察安徽省粮食产量波动的历史过程、数量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粮食产量波动表现为古典型波动；周期较短，长度比较规则；波动幅度总体呈现中度；扩张期略长于收缩期；在粮食产量波动性比较中可以将各周期划分为几个阶段；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得出，化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应该加大力度研究，合理施肥；农作物受灾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较小。

生态涵养区是首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涵养区发展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之一的密云区为研究对象，分析2006—2018年农民收入的变化，并从农林水务支出、地区生产总值、耕地面积等角度选取指标，构建影响因素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各指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人均收入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与选取指标均存在相关关系，与农林水务支出、地区生产总值等5项呈正相关关系，与农业机械总动力等指标呈现负相关关系。研究提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大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适应性增收策略，以促进生态涵养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电商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创新型扶贫手段。黑龙江省作为中国最北的农业大省,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农村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又具有生态环境良好、绿色农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十分适合运用电商手段助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以黑龙江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全面梳理和系统性分析黑龙江省农村电商扶贫现状,发现电商扶贫中存在农民从业人员“等靠要”思想严重、电商产业缺乏领军人物、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和基础设施相对不足等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提高贫困户电商脱贫意识、培养农村电商领军人才、建立本土农产品电商知名品牌和完善基础设施等对策建议,为黑龙江省进一步发展农村电商扶贫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旨在维护国家稳定,为预判粮食生产前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理论依据。利用湖南省统计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筛选关联性较强的影响因素,并建立GM(1,N)预测模型预测粮食产量。2008—2017年与湖南省粮食产量关联度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科技因素是影响2008—2017年湖南省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其次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2018—2027年湖南省粮食产量有较小波动,且农业机械总动力和财政农业支出影响较大;农业机械总动力在前后十年对粮食产量都有较重要的影响,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粮食产量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受农业机械总动力影响最大,维持产量水平需高度重视农业机械化水平,稳步提高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笔者通过深入分析美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以及农业收入保险的运行经验,总结出美国农业保险发展对于上海农业保险乃至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借鉴作用,并提出了促进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建议,主要包括加大农业保险法治法规的建设;重视农业保险需求的区域差异,满足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的参保意识,提高其投保的积极性;加强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等。

为了解决好区域性地方精准扶贫,结合商洛市商州区的精准扶贫现状,运用了图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贫困地区土地利用、精准扶贫完成情况、人口素质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精准扶贫还存在扶贫基础薄弱,脱贫攻坚难度大,人口素质低,观念落后等问题,由此提出应加大政府政策引导,积极推进产业规模化发展,促进扶贫产业多样化与融合发展,强化贫困户技能培训与教育工作,做好贫困动态管理,从源头杜绝返贫多方位融资,加强项目管理等做法,继续促进贫困户脱贫致富,推动深度贫困山区的全面发展,真正使其迈向小康社会。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本文通过系统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农民收入的变动历程及其来源构成,分析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广东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判断未来广东农民收入的增长点及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农民收入增速经历了“快速增长—明显下滑—恢复—低迷—持续较快增长”5个阶段;农民收入来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资性收入贡献占主体地位、经营性收入贡献呈递减趋势、转移性收入成为新亮点、财产性收入贡献度较低;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呈“剪刀差”持续扩大趋势。当前,广东农民收入增长中存在财产性收入偏少、分配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和矛盾。新时期,需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着力构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包括提升农民人力资本,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农村各项产权制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等。

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扶贫工作中潜匿和顽固因素是当今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深度贫困问题的消除需要更为精准与创新型动力的推进,故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下以体育学理论框架为基础,从体育扶贫的视域探究新时代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路径。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剖析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结构、文化和混合机制,进而发掘贫困代际传递在主体禀赋、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维隐性困境。研究表明,应从贫困主体出发,“志、智、体”三扶并重;从意识形态角度,弘扬民族传统体育,坚守文化自信;从经济基础方面,振兴乡村体育产业,增收拓岗。通过体育本身具备的特殊性和不可代替性拓新扶贫路径,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山西省境内的吕梁、太行两大集中连片特困区是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本研究以该片区所辖4市21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研究对象,从山西省统计局统计年鉴及国务院扶贫办获取研究区内2008—2018年共11年农业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旨在探讨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大片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地域差异性,随着时间推移,农业经济发展有所好转,但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落后的农业机械削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农业总产值降低,在农业种植中施用过多化肥造成土壤贫瘠、土壤质量下降,引起农作物产量减少,进一步导致贫困加重。因此,在集中连片特困区进行精准脱贫时,要“依地施策、依时施策”,改变该区传统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走绿色、包容、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

为系统构建返贫风险研究脉络,通过文献研究方法与比较分析方法对国内外主流期刊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返贫风险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对象多集中于贫困户,难以跟踪农户脱贫后生产生活变化趋势;研究视角多从“事后治理贫困”入手,难以对贫困先期防范预警;研究方法多为单一的指标体系法或者特征指数法,难以实现优势互补。据此构建了返贫风险未来研究脉络并归纳了未来研究趋势（3个转向）：亟需从“贫困人口”转向“脱贫人口”,并厘清脱贫人口返贫机理;亟需从“事后治理贫困”转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防控返贫,建立全过程联防机制,增加多重保障;亟需从“单一的指标体系法或特征指数法”转向“指标体系与特征指数相结合的综合方法”。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直接催生的新业态，为农产品产销衔接提供了新渠道、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供了新途径。本文以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为基础，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电商对村庄人均收入的影响，以验证电商在扶贫中起到的作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显著促进了村庄人均收入的增长，对相对贫困村而言，电商对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倒“U”型特征。未来，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政策支持可优先考虑相对贫困村庄，通过投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商人力资源培育的方式，进一步释放电商的“数字红利”，增加农户尤其是贫困群体的收入。

贫困代际传递是全球减贫的核心问题。本研究使用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19年中国5省25个县100个村2000户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通过估计农村非农工资代际传递，研究了中国农村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并从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阐述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地区非农工资存在显著的代际传递，尤其是在父亲非农工资与子女非农工资、父母平均非农工资与子女非农工资之间。但农村非农工资代际传递的弹性远小于城市，表明农村的社会流动性优于城市。父母非农工资高的孩子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在有可能在接受高等教育、掌握更多技能方面获得更多投资。通过三个案例分析进一步表明，儿童人力资本投资打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了社会流动。

稻田养鱼具有投资小、见效快、风险低、效益高等特征,是一种重要的绿色产业扶贫方式。分析了湖南省稻田养鱼的现状,以郴州市、益阳市南县和怀化市辰溪县稻渔综合种养为例,总结出适合湖南省不同地区发展的稻田养鱼产业扶贫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与市场并重型”。为进一步发挥湖南省稻田养鱼效益优势,更好地促进产业扶贫,从产业规划、绩效考核机制、产业化运作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培训支撑体系、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稻田养鱼产业扶贫相关建议。

明确粮食单产变化的贡献因素,为保障贫困山区粮食安全提供应对策略。以云南为例,根据1989—2018年的粮食生产数据,利用RLI模型,构建粮食单产变化的因素分解模型,从作物和区域2个角度对云南粮食单产变化的贡献因素进行分解测算。结果显示,云南粮食单产呈明显上升趋势,且单产变化的稳定性有所增强。云南粮食增产的首要贡献因素是粮食作物单产水平的提升,平均贡献率达82.21%,但结构效应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从作物角度看,玉米和薯类的综合效应最大,贡献率达134.89%。从区域角度看,保山市、昭通市、西双版纳州、文山州、临沧市和德宏州发挥主导作用。贫困山区省份的各级政府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时,要妥善处理产业扶贫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关系,优化贫困山区粮食生产优势区域的产业结构,加大贫困山区粮食新品种和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快完善贫困山区粮食技术推广体系,增强贫困山区粮食储备与应急机制。

为了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解决“三农”的核心问题,运用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探究了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与农民非农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与农民非农收入互为格兰杰因果,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非农收入的增加有着较为稳定的促进作用,但短期来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非农收入的增加会较为强烈地抑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两者尚未形成良性的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鉴于此,研究提出依靠科技进步带动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发展,通过完善农业合作组织提升农业机械服务保障水平,加强农机技能培训发挥农业机械利用效率,拓宽农民的非农就业渠道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等方面的建议,以期促进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和非农收入之间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将1999—2017年陕西省粮食产量划分为2个阶段,对2个时段的粮食产量10个影响因素进行动态分析,利用SAS统计软件实现灰色关联分析的数据处理,为提升陕西省粮食产能、增强粮食安全保障的主要途径提供数据支撑。结果表明,影响陕西省粮食产量的第一重要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村就业人数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逐渐增强;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势在必行,有较大提升空间。宏观层面上,自然因素仍是影响粮食产量的第一因素,科技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上升,最后是政策因素。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药化肥精准施用减量增效,推广粮食绿色生产方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研究旨在总结经济林产业扶贫的主要成效,发现问题,提出发挥经济林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重要作用的政策建议。通过数据收集分析和对山西、四川和云南3省6县的实地调研发现,经济林产业扶贫成效显著,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促进了农民就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然而,脱贫地区的经济林产业还存在规划落实不到位、栽培品种混杂、管理措施粗放、加工存储产业滞后和科技支撑力度不够等突出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从加强对经济林产业的宏观指导、强化科技支撑和技术推广、积极拓展林业产业政策、提升产业发展的组织化品牌化水平和积极培育流通体系等方面提出建议,为更好发展林业特色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参考。

推进贫困地区女性就业脱贫对增强女性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家庭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参与式农村评价法、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新疆喀什地区2020年脱贫县典型乡镇进行实地抽样调查,从个人禀赋、家庭特征与社会保障层面对少数民族女性脆弱性贫困进行分类识别,建立少数民族女性弹性就业可持续生计资产评价体系,测算其家庭生计资产,对比分析女性弹性就业生计资产稳定性差异,探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女性弹性就业脱贫效益与生计可持续诉求。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村女性弹性就业意愿较为强烈,个人资源禀赋、家庭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因素均可产生脆弱性贫困风险。（2）研究区4县农村女性弹性就业生计资产指数水平总体偏低且差异较大。（3）依据资产指数与脆弱性特征,将莎车县、叶城县界定为个人禀赋、家庭环境脆弱型区域,英吉沙县、伽师县界定为家庭环境、社会保障脆弱型区域,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实现优化女性生计资产配置,维护就业脱贫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工程的重头戏，也是其他扶贫措施取得实效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采用综合评价方法测度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而利用PSM-DID方法估计产业扶贫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产业扶贫对农户生计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显著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但对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不显著。产业扶贫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非贫困户的影响显著于贫困户。另外，产业扶贫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也存在地区差异，对贵州农户的影响大于四川，但对甘肃农户的影响不显著。针对以上结论，未来需要通过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增强金融资本创新手段、发挥社会资本引导作用等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同时更要加大对贫困户的产业扶持力度。

基于全国性大规模的2016年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的IVProbit模型，本文实证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健康脱贫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健康脱贫的效果显著。家庭成员患病进行住院治疗，增加了该家庭陷入贫困的风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中国农村居民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第二，新农合对农村家庭健康脱贫的影响在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新农合对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村家庭的健康脱贫没有影响，但是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组、尤其中低收入组的农村家庭，其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防范能力。第三，新农合对农村家庭健康脱贫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新农合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陷入贫困的风险，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没有影响。为了减少和消除贫困，增强农村居民的收入获取能力，本文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切实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实际补偿比、积极推进新农合的支付方式改革以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加强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综合体系建设、加强边缘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的制度建设，以及加强农村地区的人居健康环境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