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nancing Sit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Management Projec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n 1999-2018

Qiu Min, Cao Yingui, Song Lei, Su Ruqing, Wang W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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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 2020, Vol. 36 ›› Issue (20) : 143-152. DOI: 10.11924/j.issn.1000-6850.casb20190400056

The Financing Sit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Management Projec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n 199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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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fficial data on cultivated land use management project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1999 to 2018, using the method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classified statistic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nnual situation, project types, project departments, project unit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pro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20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the number and amount of cultivated land use management projects are increasing; the types of projects are mainly youth science fund projects, general projects and regional science fund projects; the youth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is growing, and the scope of project approval units is wide, but most of the projects are concentrated in institutions with strong research strength; the project department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tend to be diversified. While deeply exploring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directions, the funding expands the research theme, innovates the research ideas and grasps the new hot spot of th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e fund project is becoming more abundant and the research system is gradually systematic, but the depth and real-time of the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protection,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re the hot spot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land / cultivated land use /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project support / statis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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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u Min , Cao Yingui , Song Lei , Su Ruqing , Wang Wenxu. The Financing Sit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Management Projec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n 1999-2018.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20, 36(20): 143-152 https://doi.org/10.11924/j.issn.1000-6850.casb20190400056

0 引言

20世纪50年代,因二战后国家发展和经济恢复的需要,不少国家开始发展科学基金制,支持科学研究。美国于1950年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随后,科技发达国家都建立起了适合本国的科学管理机构,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1]。中国自1949年以来,开始重视科学技术,虽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科学进程。直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次会议为日后重振科学事业奠定了基础[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86年成立,科学基金制在中国全面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根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要求,运用国家资金来支持基础研究,它已成为中央财政支持科研的主要方式之一。自然科学基金不仅加强了科技人才队伍的壮大[3],也达到了促进创新探索和推动科技进步的目的。同时自然科学基金也促进了社会经济协同发展,产学研相结合,相关主体合作更加深入[4]。
自然科学基金因其权威性和科学性,且申请门槛有一定的高度,因此成为了评价科研院所的一项准则,其在某一领域资助的项目也能反映该领域近年来研究的方向和前沿水平[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向全国,资助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可分为“项目”和“人才”两大板块。“项目”体系强调创新,包括6种项目类型,以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为主,同时辅以专项类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和国际（地区）合作和交流项目。其中,面上项目是资助体系中的主要部分,包括自由申请、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3个亚类。“人才”体系以人为本,资助人才培养方案,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海外和香港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和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6,7,8]。
耕地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不仅提供生态景观功能和承载功能,还保障国民的粮食安全[9,10]。国家的耕地资源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着直接联系。对耕地进行利用管理是一个国家生态、政治和经济3方面的要求[11]。保护耕地既可以保持生物多样性,也可以防止土地退化。利用耕地,发展农业,不仅解决了大量的温饱问题,也吸收了农村部分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也保证了农民的基本收入,成为农民经济来源的一部分[1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总人口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增长态势。近些年中国的耕地面积总量处于逐渐减少的状态。2017年末,耕地面积为13488.12万hm2,总人口为139008万人[13],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097 hm2,人地矛盾愈发突出。并且耕地资源还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14],耕地污染与退化日趋严重,粗放利用耕地等问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建设占用耕地的速度加快。谋求发展与耕地保护存在一定的矛盾,且冲突有上升趋势[15]。耕地面临着数量减少和质量衰退的双重压力,因此耕地资源愈发宝贵。人们对耕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对中国的耕地利用管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深入研究。近年来,部分学者依托自然科学基金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蔡运龙等[16,17,18,19,20,21]创新了研究思路,提出城市化对耕地的侵占达到某一阶段便会停止,可以顾全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用地需求,分析了耕地流转的各种驱动因素及其时空动态,并建立了SOFM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等多种土地变化数学模型,改善了土地变化的研究方法。焦菊英等[22,23,24,25,26]在延安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示范区,利用“空间代时间”和断面调查的方法,对退耕地自然恢复植被的群落特征、演替过程及影响群落变化的环境因子进行研究,并建立起环境因子动态量化模型,推进了黄土高原退耕地植被的恢复与水土流失的控制。周勇等[27,28,29,30,31]基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采用3S、计算机、工作流等信息技术,构建了不同地貌耕地分等定级指标体系和信息系统,建立了耕地空间动态分析模型,为耕地质量的动态监测与评价提供方法,便于充分发挥耕地生产潜力。邓祥征等[32,33,34,35,36,37]估算出中国的耕地生产力,研究了其空间分布、年际变化规律及非农化利用对耕地生产力的影响,并构造面板数据,对不同地区耕地协调发展的途径和政策进行探索,在保障耕地生产力的同时,完善了耕地非农化利用管理的措施。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关于耕地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有了一定的增加,耕地各学科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本研究对1999—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耕地科研项目进行整理,对耕地项目的资助情况进行分析,对耕地项目的类型分布、学科特征、依托单位和研究热点进行分析总结,旨在剖析中国耕地方面的研究进展,为研究人员申请关于耕地利用管理方面的自然基金项目和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1 分析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据来源于科学网(http://fund.sciencenet.cn/)和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http://output.nsfc.gov.cn/),以耕地为检索对象,时间跨度为1999—2018年,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耕地领域近期的研究态势。将在科学网和基金共享服务网上获取的数据录入Excel表格,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归纳,对立项项目的项目类型、学科分布、依托单位等特点描述总结,以求把握耕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特征。

2 基金项目基本情况分析

2.1 基金项目年度资助情况分析

在相关网站进行检索,1999—2018年共获取耕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85项,项目资助经费累计金额为6584万元。在这20年间,年平均耕地基金项目数量是9.25项,年均资助金额为329万元。自2011年起,每年的基金项目数量均在10项以上,其中2018年的项目数量最多,有21项。2011—2018年共有耕地基金项目138项,占20年间资助项目总数的74.59%。通过年度资助数量变化来看（如图1所示）,可以将研究期划分为4个阶段。1999—2003年为平缓增长阶段。期间,每年的资助数量均在5项以内,在2003年都没有项目立项。总体上项目数量较少。这段时期是耕地项目发展的起始阶段。2004—2008年为基数较小的波动阶段。在这5年里,基金项目的数量先是快速上升,随后较为平缓地下降。2005年基金项目数量共有8个,出现第一个小高峰（如图1所示）。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加大了耕地保护的力度。在实行了严格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和退耕还林等政策[38,39]的影响下,中国耕地利用管理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由快速下降逐渐转为缓慢减少,如何在耕地资源的保护与发展中追求平衡,缓解二者间的矛盾,促进耕地的集约利用[40,41]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因此中国耕地问题成为相关学者研究的重心,耕地项目的数量随之迅速增长。政策的滞后性和项目申请程序的时长造成项目立项的推延,因此在2005年项目的数量有了大幅的提升。2009—2013年为耕地项目迅速增长的阶段。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于2009年完成,耕地的统计面积大幅增加[42]。原因之一是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43],数据的精确度与可信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由于土地调查的热度和相关技术的进步,耕地基金项目的数量呈现一直上涨的趋势,且增速较快。2014—2018年为基数较大的波动阶段,耕地项目呈“U”型的趋势。期间项目数量最少的是在2016年（16项）。总体上,耕地基金项目数量表现为波动式上升的发展,说明耕地利用管理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图1 1999—2018年耕地基金项目数量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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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项目类型分析

通过统计数据可知,耕地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类型主要集中于“项目”板块。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和国际（地区）合作和交流项目4种类型,共185项,见表1。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项目中的主要类型,共占比84.87%。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最多,有85项。说明很多符合条件的青年学者通过不同的科研平台在探讨耕地问题,并且其意愿程度较高,这也反映出国家政策对青年研究人员研究耕地的支持。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有27项,主要分布在甘肃、贵州、江西、内蒙古、宁夏、新疆和云南等偏远地区。其中,云南省获地区基金的数量最多,有7项,占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25.93%。云南地区山高谷深,平坝稀少,耕地后备资源紧缺,且自然灾害频发,对耕地破坏较大,因此位于云南地区的耕地研究较多。总的来说,耕地基金项目摆脱了单一的类型分布,趋于多元化。
表1 1999—2018年各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耕地利用管理项目数量及类型占比
项目类型 题目数量/个 项目类型占比/%
面上项目 72 38.9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85 45.9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27 14.59
国际（地区）合作和交流项目 1 0.54
总计 185 100.00

2.3 立项学部分析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8个科学学部[44],除了数学物理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耕地在其他6个学部中都获得过资助。地球科学部包含地理学、土壤学、遥感、地质学和地球化学等方面,这与耕地资源的自然属性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所属地球科学部的耕地基金项目数量居于首位,有135项,占耕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数的72.97%,获得资助金额5052万元,占金额总数的76.73%,两个数据均超过总数的一半,份额最多。其余5个学部的项目数量共有50项,占比27.03%,累计金额1532万元,只占23.27%。管理科学部居于地球科学部之后,其项目数量有30项,资助金额818万元。管理科学部涵盖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宏观管理与政策3个一级学科。其中,宏观管理与政策影响耕地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耕地数量的增减与经济活动的规模、技术水平的发展、农户个体的心理意愿[45]息息相关。在2004年,中国明确提出了对土地进行宏观调控。多个政府部门联合起来,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司法手段规范土地市场,节约集约用地,坚守耕地红线[46],引导农民因地制宜,适度开垦,处理好经济转型与耕地利用的关系[47]。近年来,管理科学部的项目数量有一定的增长。其余各学部的项目数量都较少,具体数量及比例如图2所示。因此,耕地利用管理基金项目的学部种类较多,学部之间相互补充,其中以地球科学部为主导学部。
图2 1999—2018年耕地基金项目学部数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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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项目依托单位分析

2.4.1 单位类型及获得项目数量分析 对耕地基金项目的依托单位进行梳理,有助于把握申请机构、学科类型和基金项目之间的联系,为以后申请基金项目,规范申请机制提供参考[48]。将185个基金项目的依托单位进行整理和统计（表2）,耕地项目的依托单位共有92个,其中高等院校最多,有65个,其次是科研院所,有26个,最少的是管理机构1个。高等院校包括财经、地矿、理工、农林、师范和综合6种类型。综合高校最多,有24个,其次是农林类和师范类的高校,各有14个。科研院所的数量有26个,但涉及到的学科较广,涵盖地理、湖泊、林业、农业、生态、水利、土壤等领域。数量最多的类型是农业类的科研院所6个。管理机构的数量最少,只有1个。
表2 1999—2018年耕地项目依托单位数量及项目数量分布
单位类型 单位数量 项目数量 分类 单位数量 项目数量
高等院校 65 120
64.86%		 财经 5 7
地矿 2 2
理工 6 7
农林 14 39
师范 14 21
综合 24 44
科研院所 26 64
34.60%		 地理 3 15
湖泊 1 4
林业 4 7
农业 6 8
生态 3 11
水利 4 13
土壤 1 2
其他 4 4
管理机构 1 1
0.54%		 国土 1 1
合计 92 185 92 185
从机构获得的项目总量来看,高等院校获资的项目最多,共120个,占64.86%。耕地项目数量在前三位的院校类型分别是综合类44个,农林类39个,师范类21个。综合类院校开设的课程方向较多,管理学、经济学、农学、法学等学科都可以涉及耕地研究,学者可以整合方向,从多角度去研究耕地问题;农林类院校有很强的专业性,对耕地的自然层面和社会层面都有深入研究,专业方向对口;师范类院校主要开设地理,生物等学科,与耕地项目关系紧密,技术性较强。科研院所共取得了64个项目,占项目总数的34.60%,有关地理、水利、生态热门话题领域的科研院所申请到的项目数量占据前三位。管理部门仅有原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在2017年申请到1个耕地基金项目。从平均项目数量来看,总平均项目数量为2.01个,其中高等院校平均申请到的项目数量为1.85个,科研院所的平均数量为2.46个,管理部门的平均数量为1个。科研院所获得项目的单位总数虽少于高等院校,但是平均的项目数量比院校多,说明科研院所申请的项目科学性强,创新度较高。而且科研机构在遥感技术应用、规划勘测方面具有更强的专业性,资金实力也较为充足,因此科研院所申请到的耕地基金项目平均数量高于总平均数量。
2.4.2 依托单位获得的项目数量排序 根据各个单位申请到的耕地基金项目数量进行排序,排名前12的依托单位如表3所示,高等院校有7个,科研院所有5个,前4名的都是科研院所。申请到耕地基金项目数量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共有12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科研院所中的规模较大,科研队伍强大,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资源优势明显。且科研院所在获取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的信息数据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以中科院地理所为首,包括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科研院所申请到的项目数量共有34个,占排名前12的单位申请到的项目数量的51.50%。高等院校中,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和云南农业大学的项目数量都是5个,并列高等院校的首位。
表3 耕地基金项目数量排名前12的申请单位
序号 申请单位 项目数量 单位类型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2 科研院所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7 科研院所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6 科研院所
4 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 5 科研院所
5 南京大学 5 高等院校
6 中国农业大学 5 高等院校
7 贵州大学 5 高等院校
8 云南农业大学 5 高等院校
9 沈阳农业大学 4 高等院校
10 西南大学 4 高等院校
11 南京农业大学 4 高等院校
1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4 科研院所
总计 66
通过对各类型依托单位的数量及单位获资的耕地基金项目数量分析,结合项目数量的排名,可以看出高等院校是申请基金项目的主体单位,其次是科研机构。但高校的项目平均数量不及科研院所,科研院所的项目涉及领域较广,对学科的钻研度也较高。

2.5 耕地利用管理项目研究方向分析

根据对耕地基金项目进行的统计,将耕地的研究大致分为了5个方向,分别是土壤学、地理学、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作物种植和环境生态方向。从年际变化分析（如图3所示）,耕地项目的研究方向从单一向综合发展。1999年只有一项有关土壤学的项目获批,从2000年开始,耕地项目的数量逐渐增加,也拓宽了研究领域。从图3可以看出土壤学和地理学是耕地研究的主要方向。土壤方向的项目数量最多,共63项,且从1999—2018年,都有该领域的耕地项目,表明土壤有较多的内容与耕地有关,一直都能为耕地问题提供新思路。地理学的项目数量仅次于土壤方向,有57项。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项目各有39、22项,分别占比21.08%,11.89%。作物种植方向是近年来才批准立项,数量少,只有4项,仍有较多的提升空间。
图3 1999—2018年各研究方向耕地项目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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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土壤学方向的研究 土壤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面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层,主要是分析土壤中的物质运动规律及其内外环境的影响。研究内容包括土壤组成、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土壤的发生和演变、土壤的分类和分布、土壤的肥力特征以及土壤的开发利用改良和保护[49]等。其学科分支有土壤物理、土壤生物、土壤地理、土壤矿物、土壤管理和土壤化学[50]。土壤与耕地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相互包容,有机统一的。土壤的质地与肥力决定了土壤的质量,从而影响耕地的产出率;相对而言,耕地的规划,耕作的方式与工具又影响土壤的性质。健康的土壤拥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微生物以及良好的土壤结构,是粮食生产的基础,也是保证耕地产出率的关键。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51],人多地少的国情促使中国农业生产模式是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式经营[52]。长期以来,就造成耕地质量下降,土壤的状态也逐渐变差。因此,改善耕地的土壤质量迫在眉睫。
目前,耕地基金项目的土壤研究可以分为改良土壤性质和治理土壤污染灾害。人们开始重视土壤污染的时间较晚。2005年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启动,直至2013年底结束,并于2014年4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53]。关于土壤污染的项目获批时间集中于2013—2014年。数量虽少,但能反映出学者的研究紧跟国家形势,公报的颁布也为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数据。在土壤方向中,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如图4所示）。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是较为严重的问题,造成了很多不良后果。一方面会导致耕地退化,土壤的肥力降低,农业发展受到制约;另一方面,流失的土会随着水流向下游,堵塞河道,使得城市排水不畅,引发安全隐患。1999年,白占国学者就针对坡耕地的季节性侵蚀申请了金额较大的面上项目,说明土壤侵蚀问题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土地侵蚀与水土保持从不同的角度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耕地的地形方面,包含了黄丘区退耕地、黄土高原退耕地、丘陵区坡耕地、沙地耕地、喀斯特坡耕地和河谷坡耕地。土壤方面涵盖了红壤、紫色土、黄土和黑土。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该方向的研究热度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图4 土壤方向具体学科项目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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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地理学方向的研究 地理学是研究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耕地项目很多是从地理学角度来研究,地理视角主要包括不同尺度的位置空间分布、地理特征、地理过程、空间相互关系与人地关系。它可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系统3个分支。自然地理学研究地貌、土壤等地球表层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土地利用与覆盖以及生态环境与地理之间的关系[54]。涉及到耕地的自然地理学科较多,主要有冰冻圈地理学、生物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和自然资源管理利用与评价等;人文地理学则是研究人类行为对地球表面的影响。耕地领域中从乡村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进行探究;地理信息系统则是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利用模拟技术对地理环境与过程实现重现,以便可以直观地对空间数据进行分析与管理,研究中常用到遥感技术。地理学方向的项目共有57项,占耕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的30.81%。其中,自然地理学占主导地位,人文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系统对地理学方向进行延伸和补充。科技的进步促使了信息系统的发展。2018年,吴艳艳[55]申请利用人工智能对广东省耕地的净初级生产力进行分析和情景模拟,这是人工智能基础学科在耕地领域中的首个项目。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地理学内部也在追求创新,地理信息系统将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2.5.3 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研究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国家越来越注重耕地问题。人们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研究耕地的项目数量增多,既有从财税政策这类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调节整体市场,也有从农户、村集体组织这类微观角度规范个体行为,研究视角的丰富使得对耕地的管理与使用更加完善,措施更加贴近实际。其次,耕地资源的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城市化进程使耕地非农化呈增长趋势[56],实现耕地的持续利用,并缓解其外部性问题,就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和生态可持续。土地资源的利用与管理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特别是耕地资源,因为其稀缺程度,所以更要严格遵循这3个可持续。经济可持续是最低要求,满足人类对农产品的需求,生态可持续是最高要求,提高人们良性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的程度。对于耕地这类自然资源,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尺度,上至国家层面,下至区县政府,相应部门都有采取措施进行管理。在不同的管理阶段,从制定初步规划、实施政策,到对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估与评价,政府根据不同的经济主体行为,遵循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对耕地实行严格的管理。根据1999—2018年相关的项目数量分析（如图5所示）,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耕地项目数量呈周期性变化。自2004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57],中国土地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者研究紧随国家政策,因此2005年,关于土地管理的项目数量较多。政策和项目都有一段时间的延续,在2005年之后,相关项目数量逐渐减少。2013年中央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济管理方面的耕地项目又迎来新的数量高峰。
图5 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方向耕地项目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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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生态环境方向的研究 生态环境方向的耕地研究主要包括污染物的效应、环境的监测、评价与治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影响以及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利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人类在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在面临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生态遭到破坏。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环境生态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制约国家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制定了政策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但中国生态环境仍处于困境。在中国,破坏森林、挤占林地的现象屡禁不止,森林生态遭到破坏,森林的植被与水土保持成为问题。再者,土地退化严重,土地沙化现象突出,荒漠化与土壤侵蚀同样造成了水土难以保持[58]。另外,水生态也出现严重的失调问题,旱涝灾害频繁,水环境安全度下降,影响灌排与农业环境。而且中国早期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型,这种方式一是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二是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污染物导致生态环境脆弱,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污染物的排放对耕地的各个因素都造成不良影响,例如,重金属污染及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板结,肥力下降,耕地产出率降低,逐渐这块耕地就会被荒废。多种灾害和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导致中国生态环境恶化,从而对中国耕地资源造成破坏,因此生态环境方向的耕地项目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而且有关生态环境的项目多是以实地为研究基础,例如珠江三角洲耕地、东北黑土区防护林、秦岭弃耕地和黄土高原耕地等,对实地治理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5.5 作物种植方向的研究 这类方向是从种植耕地所得的作物或者果实对耕地进行研究,属于生命科学。该方向2013年获批了首个项目,至2018年,共有4个项目立项。虽然发展时间短、数量少,但与作物种植相关的耕地研究空间广阔,学者可以在这个方向进行探究。

3 结论

本研究针对1999—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耕地项目的数据进行统计,从项目年度分布、项目类型、项目学部、依托单位和研究方向这5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1999—2018年耕地项目在资助数量和资助金额都呈增长趋势,自2011年起,耕地项目获得审批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耕地与其他领域相比,总量虽不多,但研究的空间较大,发展前景明朗,该领域正处于项目蓬勃建设的阶段。
（2）耕地基金项目的项目类型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为主,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将近占耕地项目总数的一半。耕地项目的研究团队正朝着年轻化发展。表明青年学者提高了对耕地项目的研究意识,加大了对耕地项目的投入程度,同时,国家也鼓励青年学者对耕地进行研究。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多分布在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能为治理当地的耕地问题提供较多的参考。
（3）耕地基金项目涉及到6个学部,地球科学部的比重最大,且贯穿整个统计年份。其他学部的耕地项目虽少,但从不同的角度对耕地研究进行补充,整体学部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国家应构建耕地基金项目与学部的对接机制,鼓励学者从其他学部、其他领域研究耕地,探究新思路、新方法。
（4）耕地基金项目涵盖多行业、多领域。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耕地基金项目的主要依托单位,管理机构也是立项单位的组成部分。高等院校申请项目的学校数量多,但在项目数量呈现广泛而分散的特点。科研机构与高校正好相反,呈现机构少但项目集中的特点。各研究机构可以加强交流与合作,激发创新思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是申请耕地项目数量最多的单位,它可以为日后各单位在耕地领域中的合作交流提供借鉴。
（5）耕地项目的研究方向既反映了研究领域的核心,也体现了耕地的发展趋势。有关土壤学和地理学的耕地研究一直是主流方向。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和作物种植也成为学者在探究耕地问题时的思考角度。而且耕地项目紧跟时政热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对具体工作的开展,可以起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学科交叉研究也是项目申请的趋势。主导方向越发成熟,该领域的研究会进入瓶颈。交叉研究会生成新的观点,打开思路。例如经济学、管理学与地理学相融合。因此,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共同合作将是耕地的发展方向之一。

4 展望

耕地利用管理是一个研究分支较多且紧跟时政的研究项目。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经济形势的改变和农户个体意愿行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耕地利用管理还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急需解决。结合现实,关于耕地利用管理的研究仍需不断探索和完善。未来在以下几个主流热点方向中,科研人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地钻研。
（1）耕地保护是首要前提。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耕地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在新常态发展的背景下,国家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耕地保护的进程刻不容缓。2017年《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59,60,61]指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形成执行有力、管理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中国长期强调耕地数量的保护,对质量和生态方面没有给予较多的重视。此次意见的出台为耕地保护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学者在保护耕地数量的基础上加强了对质量与生态保护的探究。在耕地质量方面,坚守耕地的质量红线[62]成为保护目标之一。目前针对耕地质量红线的成果甚少,其明确的定义、包含的影响因素、具体的确定方法与实施策略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生态方面,耕地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已经使耕地的生态功能退化,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循环发展。因此,既要从政府的角度,制定出合理的耕地管理政策,也要从各级责任主体出发,给予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做好生态补偿工作,调动他们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另外,加强对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的研究,也是保护耕地生态的重要手段。
（2）耕地可持续利用是必要途径。耕地利用强调一个“度”。达不到这个“度”,粗放经营,浅耕粗作,耕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土壤肥力下降。投入过多,超过土地自身的承载力,耕地难以再利用。因此,利用耕地需把握好尺度,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耕地的利用方式、利用结构和功能转型方面进行研究。耕地轮作休耕是目前学者较为关注的一种方式。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区、地下水漏斗区和生态退化区[63]是休耕的主要区域。在保证粮食与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构建休耕制度体系,设计实施方案是研究的焦点。中国坡耕地和丘陵地的数量较多,对这类耕地的利用结构研究十分必要。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推动耕地集约化经营,对耕地利用结构实行整体优化是未来的目标。在耕地功能转型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动,耕地的生态、景观、就业保障[64]和经济贡献等功能逐渐显现,探讨功能转型可推动耕地的可持续利用。
（3）耕地评价是重要方法。耕地评价主要包括2个方面：耕地的地力评价和耕地管理的绩效评价。地力评价是对耕地质量及生产力的判定,对耕地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作用。并且地力评价需要借助多种技术得到准确的数据,这与大数据时代紧密联系,是耕地研究的重点之一。而绩效评价是对耕地管理中制定的政策和管理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进行分析,反映出决策的效果。绩效评价多是关于耕地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因此通过对绩效评价方法及模型的深入研究,相关人员可以修正制度政策,从而更加科学合理地保护利用耕地。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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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新, 张藜, 唐靖. 追求卓越三十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展历程回顾[J]. 中国科学基金, 2016,30(5):386-394.
本文引用 [1]
[2]
李静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中国基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33(4):390-395.
本文引用 [1]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 中国科学基金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科学基金, 2017,31(2):105-108.
本文引用 [1]
[4]
刘延东.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调研座谈时的讲话[J]. 中国科学基金, 2013,27(4):193-195.
本文引用 [1]
[5]
李培光, 马延军, 崔巧利. 近3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白蚁学相关项目的统计和分析[J]. 中华卫生杀虫药械, 2018,24(6):587-591.
本文引用 [1]
[6]
侯祚勇, 熊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作的体会与思考[J]. 科技创新导报, 2018,15(15):245-248.
本文引用 [1]
[7]
孟志鑫, 邢星, 楚涵婷, 等. 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算机学科项目资助情况分析[J]. 计算机科学, 2018,45(1):29-33.
本文引用 [1]
[8]
杨冰, 杨海军, 童黄锦, 等. 2002—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药炮制学科资助情况分析[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8,25(5):1-5.
本文引用 [1]
[9]
曹银贵, 周伟, 王静, 等. 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层次分析的三峡库区耕地集约利用对比[J]. 农业工程学报, 2010,26(4):291-296.
本文引用 [1]
[10]
宋蕾, 曹银贵. 中国耕地变化文献分析:数量特征、研究区域与文献来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39(1):31-40.
本文引用 [1]
[11]
方向. 从土地伦理的角度看中国耕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D]. 成都:成都理工大学, 2009.
本文引用 [1]
[12]
曹银贵, 王静, 程烨, 等. 三峡库区开县30年耕地变化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07,21(1):43-47.
本文引用 [1]
[13]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本文引用 [1]
[14]
曹银贵, 姚林君, 陶金, 等. 基于GIS与BP神经网络的中国耕地变化与模拟研究[J]. 干旱区地理, 2008,31(5):765-771.
本文引用 [1]
[15]
姚远, 李效顺, 曲福田, 等.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变化计量分析[J]. 农业工程学报, 2012,28(14):209-215.
本文引用 [1]
[16]
李忠峰, 蔡运龙. 陕北榆林地区土地覆被变化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06,25(6):102-107.
本文引用 [1]
[17]
孙强, 蔡运龙, 王文博. 北京耕地流失的时空动态与调控途径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06,25(6):108-116.
本文引用 [1]
[18]
李玉平, 蔡运龙. 区域耕地-人口-粮食系统动态分析与耕地压力预测——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43(2):230-234.
本文引用 [1]
[19]
孙强, 蔡运龙, 王乐. 北京耕地流失的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J]. 资源科学, 2007,29(4):158-163.
本文引用 [1]
[20]
汪涌, 蔡运龙, 蒙吉军. 中国耕地流转驱动力研究综述[J]. 资源科学, 2007,29(3):177-182.
本文引用 [1]
[21]
孙强, 王乐, 蔡运龙. 基于SOFM网络的中国耕地压力综合分区[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44(4):625-631.
本文引用 [1]
[22]
范变娥, 焦菊英, 张桂英. 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地植物群落优势种对显著影响因子的响应[J]. 水土保持通报, 2006,26(6):4-9.
本文引用 [1]
[23]
白文娟, 焦菊英, 张振国. 安塞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地的土壤种子库特征[J].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2007,5(2):65-72.
本文引用 [1]
[24]
王宁, 贾燕锋, 李靖,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地自然恢复植被主要物种生态位特征[J]. 水土保持通报, 2007,27(6):34-40.
本文引用 [1]
[25]
张振国, 范变娥, 白文娟,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地植物群落土壤抗蚀性研究[J].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2007,5(1):7-13.
本文引用 [1]
[26]
张振国, 黄建成, 焦菊英,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地人工柠条林土壤养分特征及其空间变异[J]. 水土保持通报, 2007,27(5):114-120.
本文引用 [1]
[27]
于婧, 聂艳, 周勇, 等. 生态位适宜度方法在基于GIS的耕地多宜性评价中的应用[J]. 土壤学报, 2006,43(2):190-196.
本文引用 [1]
[28]
贺美利, 周勇.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实施评价的研究现状[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08,25(2):41-44.
本文引用 [1]
[29]
吴郁玲, 周勇. 中国耕地分等定级评价模型的比较研究[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08,25(4):1-5.
本文引用 [1]
[30]
许倍慎, 周勇, 李冀云. 基于GIS的耕地多目标适宜性评价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应用——以湖北省老河口市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42(2):286-290.
本文引用 [1]
[31]
张玉娟, 周勇, 宁晓锋, 等. 农用地分等成果在土地整理项目分析和评价中的应用[J]. 农业工程学报, 2008,24(S1):172-176.
本文引用 [1]
[32]
邓祥征, 姜群鸥, 战金艳. 中国土地生产力变化的情景分析[J]. 生态环境学报, 2009,18(5):1835-1843.
本文引用 [1]
[33]
邓祥征, 林英志, 战金艳, 等. 基于栅格数据的土地利用格局解释模型及应用[J]. 地理科学进展, 2009,28(6):912-918.
本文引用 [1]
[34]
刘纪远, 邓祥征. LUCC时空过程研究的方法进展[J]. 科学通报, 2009,54(21):3251-3258.
本文引用 [1]
[35]
姜群鸥, 邓祥征, 林英志, 等. 中国耕地用途转移对耕地生产力影响的预测与分析[J]. 应用生态学报, 2010,21(12):3113-3119.
本文引用 [1]
[36]
战金艳, 史娜娜, 邓祥征. 江西省耕地转移驱动机理[J]. 地理学报, 2010,65(4):485-493.
本文引用 [1]
[37]
陈浩, 邓祥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GIS分析[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11,13(5):586-593.
本文引用 [1]
[38]
曹银贵, 袁春, 周伟, 等. 中国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省域差异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08,22(2):17-22.
本文引用 [1]
[39]
刘彦随, 乔陆印. 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创新[J]. 经济地理, 2014,34(4):1-6.
本文引用 [1]
[40]
孙秀梅. 浅析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中国住宅设施, 2017(11):120-121.
本文引用 [1]
[41]
叶小虎. 基于新常态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管理[J]. 农家参谋, 2019(1):23.
本文引用 [1]
[42]
谭永忠, 何巨, 岳文泽, 等. 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前后中国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格局[J]. 自然资源学报, 2017,32(2):186-197.
本文引用 [1]
[43]
马平华, 刘永宏. 浅谈遥感技术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的应用[J]. 中国科技信息, 2010(17):51-52.
本文引用 [1]
[44]
张勋, 王冬梅. 北京交通大学1986_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情况回顾与总结[J]. 科研管理, 2017(38):749-752.
本文引用 [1]
[45]
曲福田, 吴丽梅. 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及验证[J]. 资源科学, 2004,26(5):61-67.
本文引用 [1]
[46]
赵其国, 杨劲松, 周华. 保障中国“耕地红线”及“粮食安全”十字战略方针[J]. 土壤, 2011,43(5):681-687.
本文引用 [1]
[47]
张海英, 傅春. 江西省经济增长与耕地集约利用的定量分析[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0,19(10):1159-1163.
本文引用 [1]
[48]
沈洪洲. 中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现状及热点主题演进分析——基于2006—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据的研究[J]. 中国科学基金, 2016(3):275-281.
本文引用 [1]
[49]
赵其国, 万红友. 中国土壤科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 生态环境, 2004,13(1):1-5.
本文引用 [1]
[50]
徐明岗, 曾希柏, 黄鸿翔. 现代土壤学的发展趋势与研究重点[J].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06(6):1-7.
本文引用 [1]
[51]
张锦宗, 朱瑜馨, 赵飞, 等. 中国粮食生产格局演变及增产贡献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38(7):10-16.
本文引用 [1]
[52]
唐轲, 王建英, 陈志钢. 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和生产成本的影响——基于跨时期和地区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7(5):79-91.
本文引用 [1]
[53]
陈能场, 郑煜基, 何晓峰, 等.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探析[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7,36(9):1689-1692.
本文引用 [1]
[54]
傅伯杰. 新时代自然地理学发展的思考[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37(1):1-7.
本文引用 [1]
[55]
基于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广东省耕地NPP的智能响应及情景模拟|基金|科学网—构建全球华人科学社区[EB/OL]. [2019-02-26]. http://fund.sciencenet.cn/index.php/item/view/619555.
http://fund.sciencenet.cn/index.php/item/view/619555
本文引用 [1]
[56]
宋雨婷.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关系的计量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 湖北农业科学, 2017,56(15):2975-2978.
本文引用 [1]
[57]
魏莉华. 从《决定》出台析实施要点——解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出台之要点[J]. 城市开发, 2005(1):24-26.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skf200501007.aspx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从我国国情出发,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针对当前土地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措施,是当前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指南.
[58]
范志贤. 林业科技与荒漠化的防治研究[J]. 农业与技术, 2015,35(1):157-160.
本文引用 [1]
[5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7(5):4-8.
本文引用 [1]
[60]
毛志根, 徐文斌, 耿礼伟, 等. 乡村振兴与“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新格局分析[J]. 南方农业, 2018,12(32):105-108.
本文引用 [1]
[61]
祖健, 郝晋珉, 陈丽, 等.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内涵及路径探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8,23(7):84-95.
本文引用 [1]
[62]
许雪亚耕地质量也要“划红线”[J]. 农村工作通讯, 2017(11):17-19.
本文引用 [1]
[63]
张国庆. 轮作休耕须防“非农”“长休”两种倾向[J]. 农村经营管理, 2017(6):28.
本文引用 [1]
[64]
宋小青. 1949年以来中国耕地功能变化[J]. 地理学报, 2014,64(4):435-447.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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